第664章 植物岛！（1 / 4）



在波士顿，一群哈佛学生聚集在宿舍里争论了一整夜。

其中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观点：“你们不觉得那个被吃掉的遇难者，代表的也是印第安人吗？

只不过是那些与白人合作的印第安人。...

巴黎的雨，下得毫无征兆。

上午还悬着铅灰的云层，像一块浸透了墨汁的旧绒布，压在蒙马特高地的尖顶与烟囱之上；午后风势一转，雨点便噼里啪啦砸下来，先是试探性地敲打石板路，继而连成密不透风的帘幕。雨水顺着圣心大教堂未完工的穹顶边缘淌下，在粗粝的石灰岩表面划出蜿蜒的褐痕，仿佛时间本身在缓慢溃烂。

林纾裹紧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粗呢外套，缩肩快步穿过克利希广场。他腋下夹着一只牛皮纸卷筒——里面是昨日刚誊清的《茶花女》译稿第三章，墨迹尚未全干，纸页边缘微微翘起，沾了潮气后泛出青灰的晕。他不敢放进衣袋，怕汗渍洇染字迹；也不敢托在掌心，怕被斜飘进拱廊的冷雨打湿。这稿子不是为《申报》供稿的消遣文字，也不是应付船政学堂讲义的敷衍笔墨。这是他第一次以“独立译者”之名，向巴黎左岸一家名为《La Revue Indépendante》（《独立评论》）的小型文学月刊投递的法译中作品。编辑皮埃尔·杜邦——一位蓄着灰白山羊胡、总在咖啡馆角落用鹅毛笔写十四行诗的老派文人——上周约他在双偶咖啡馆面谈，只说了两句话：“你译的‘她把脸埋进双手’，比小仲马自己写的更痛。”“但第二章结尾处，‘他忽然想起她曾说过……’这一句，太直。中文不该有这样赤裸的‘忽然’。”

林纾记下了。回寓所后重改三遍，将“忽然”删去，换成“烛火跳了一下，他才发觉指尖还攥着她留下的半枚糖纸”。他不知道杜邦会不会满意，只知道，若这篇译稿被拒，他下个月便要典当掉那支英国产的派克金尖钢笔——那是沈葆桢督船政时亲赠的谢礼，笔帽内侧刻着“海国新声”四字，细如蚁足。

雨势渐猛，他拐进雷恩街一条窄巷，想抄近路回拉丁区的公寓。巷子两侧是斑驳的奶油色砖墙，墙根堆着蒙着油布的空木箱，水洼倒映着二楼晾出的亚麻衬衫与褪色红裙。就在此时，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自后方逼近，带着湿皮鞋踏碎积水的脆响。林纾下意识往墙边让了一步，却见两个穿灰制服的男人已堵住巷口——不是警察，没有警徽，制服上别着一枚铜质鸢尾花徽章，徽章背面刻着“Société des Amis de l’Ordre”（秩序之友协会）字样。

为首那人三十上下，颧骨高耸，鼻梁上架一副无框圆镜片，镜片后的眼睛细长、冷亮，像两枚被雨水冲刷过的黑曜石。他左手拎着一只磨损严重的公文包，右手插在裤袋里，指节在薄呢料下凸起如石棱。

“林先生，”他开口，法语流利，带一丝阿尔萨斯口音，“您不必紧张。我们不是来抓人的。”

林纾没动。雨珠正顺着他的额角滑入鬓边，冰凉。

“我是莫里斯·勒克莱尔，‘秩序之友’文化事务协调员。”那人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硬卡纸，上面印着烫金鸢尾与一行小字：“奉内政部文化监察司授权备案”。卡片边缘整齐，毫无折痕，显然常备于手。“我们注意您很久了。在索邦大学旁听福楼拜讲座时，您提问说‘包法利夫人的绝望，是否源于她对‘浪漫’一词的误读？’——这问题，连福楼拜先生本人都没在信里提过。”

林纾喉结微动。他确实在那场讲座后追问过，但福楼拜只是抬眼看了他一眼，用烟斗柄轻轻叩了叩讲台，说：“年轻人，误读有时比正解更接近真相。”全场哄笑，唯有林纾站在后排柱子阴影里，听见自己心跳撞着肋骨。

“我们读了您发表在《远东学报》上的三篇札记，”莫里斯继续道，声音压低，却更清